【案例篇】用“三审三校”制度筑牢质量“防火墙”：这三家的制度真的“太严格”了吗？

  原标题：【案例篇】用“三审三校”制度筑牢质量“防火墙”：这三家的制度真的“太严格”了吗？

  10月28日，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创办的访谈类融媒体节目《总编辑会客厅》录制，本次访谈为《聚焦高质量出版系列》的第二期，主题为“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

  今天，版话儿刊登三家在选题论证方面有代表性的出版单位案例，分别是接力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开始选题策划，到最终图书出版，需要签100多个字。“我们是不是太严格了？”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这一个数字时，不由得反问了一句。

  接力出版社对内容质量发展要求之严格，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他们坚持了19年的选题三级两次论证制度，能够说是接力出版社保证图书质量的法宝。“高质量图书”这个词，从那时起就深深烙印在接力人的心里。坚守至今，“接力出版社”的标志慢慢的变成了图书品质的保证。

  出版无小事，只有全员、全流程的质量监控，才能产生高质量的图书。选题论证后重要的“三审三校”环节，在接力出版社同样是从制度到工作流程和要求上，都有严格的规定。

  “要么别做少儿书，要做就要清醒地认识到，质量是少儿书的生命。”这句话，白冰对编辑们说过无数次。

  对各个审校环节的具体工作和职责，接力出版社的图书出版工作流程图中有明确的规定，工作一环扣一环。

  初审由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编辑资质的人担任，一般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接力社称之为项目主管。他们对书稿进行初审，对书稿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情况做汇总梳理，并提请复审、终审注意书稿中的相关问题。

  复审人员由具有编审、副编审职称的编辑部主任一级的人员担任，通常是接力出版社分社所属的各编辑部主任或副主任。他们通读全稿，对初审所提出的问题做处理，对初审意见作出评价，同时指出初审未发现的问题，并提请终审人员注意。编辑部之间可互相复审稿件。项目主管要对复审所提意见进行处理。

  终审由社长、总编辑委托的具有编审、副编审职称的审读员担任。审读人员通读全稿，处理初审和复审人员提出的疑难问题，形成《审读意见》呈审校部分管社领导、社长、总编辑审阅，最后由社长、总编辑从全社和全局的角度考虑书稿是否适宜出版，给出书稿是否出版的决定性意见。项目主管要对终审所提问题及意见对稿件进行处理。

  白冰向记者强调，事实在执行过程中，审查环节不止3次。通常，编辑部主任或副主任审完后，会再提交分社社长、副社长审核。之后，审校部负责人还要进行审核。接力出版社审校团队一共有十几人，“我们赋予审读员一票否决的权力，除了业务上、语法修辞上可商量修改的问题外，只要审读员发现内容质量存在问题，不讨论，一票否决”。

  接力出版社早年就制定了严格的《编辑责任制度与三审责任制度》《责任校对制度》等，还紧跟国家出版法规和政策，对制度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订，核心只有一个：“三审三校”从严。记者看到，新修订的《接力出版社编辑责任制度与三审责任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对于三审规定和分工要求全面而又细致。

  在这份《制度》中，要求初审对书稿做全面检查，作出评价，提出处理意见。具体检查的内容很详细地列出了10个方面，包括：·书稿概况

  这10个方面，每个方面还有具体的要求。比如书稿概况中要说明是否开过审稿会、是否聘请过外审等；稿件内容质量，包括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知识性、独创性等多重维度的考量；稿件形式质量，对结构框架、行文风格、审读概况、文字水平都要有细致的审读；书稿是否为重大选题，明确列出初审要严格审查书稿有无政治导向、民族宗教、三俗、恐怖、色情、暴力等问题。

  接力出版社对初审的要求很严格，书稿的政治倾向、思想品位、学术或艺术价值、结构体例、文字水平等要做全面细致的审查，对全书优缺点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同时对书稿的双效、出版价值作出评估，写出中肯的审读报告。

  复审也要求通读书稿，在此基础上才能从更高的角度审核初审的审读意见是否中肯，同时对书稿的内容和形式再度把关。如果初审不符合标准要求，就退回责任编辑重新审读加工。

  《制度》特别强调，终审既要解决初审、复审提出的问题，又要发现初审、复审未能发现的问题，做全面的最后的把关。因此，接力出版社的终审是通读全稿。这可能让很多人诧异，但接力出版社的领导认为，只有全稿审读，审读员才能对初审、复审提出的问题以及稿件存在的别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正确地处理稿件存在的问题。

  对于“三审三校”工作，接力出版社有明确的奖惩制度。白冰和记者说，每年年终会评选3种编校质量高的图书，给予几万元的奖励。每个月进行阅评时，稿件留错率低的人员会获得带薪休假的奖励；留错率高的，要接受相关处罚。

  在白冰看来，“三审三校”做得好不好，要看出版社班子重不重视。年轻时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的经历，使白冰意识到，“三审三校”做不好不仅影响一个人甚至是一家出版社。到了少儿社，给孩子出书更是像走钢丝般，如履薄冰。

  接力出版社每周、每月、半年、全年编辑例会上，白冰都要说到“三审三校”，时时刻刻提醒编审校人员，脑子中要绷紧编校质量这根弦。他还经常讲一些反面案例，让编审校人员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白冰认为，编辑的把关能力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不仅是政治意识，还包括法律意识、人生观、价值观等，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在招聘编辑时，接力出版社的面试、笔试中，都会有书稿把关方面的内容。入社后，新编辑都会拿到如前所述的出版工作流程图，了解社里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审校制度。每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都会组织本区编审校人员进行编校质量考试，接力社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

  “一本书关系到孩子的一生，把最好的书送给孩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编辑最低的职业道德要求是，编完一本书愿不愿意拿给自己的孩子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要编。”采访最后，白冰如此强调。

  《新华字典》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工具书，自1953年出版以来，60多年间发行量逾6亿册，堪称世界之最。

  对读者来说，字典是查考性的工具书，通常都是遇上问题，才求助字典释疑解惑。读者一般认为，字典是不会有错的。尤其是《新华字典》，它是大家所公认的品牌工具书，获得“最受喜爱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它的品位和品质无疑都是优秀的。因此，《新华字典》的修订，不论是对作者、编辑还是校对人员，都是巨大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

  8月10日，《新华字典》第12版正式首发。如何校对这本小型语文字典，并能有效保证图书质量？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正常采访了《新华字典》第12版校对负责人、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心副主任朱丹，听她讲述《新华字典》校对背后的故事。

  校对是一项很专业的工作，校对《新华字典》这一类的重点工具书，尤其需要有着非常丰富的辞书校对经验。朱丹是第11版和第12版《新华字典》的校对负责人。她和记者说，在校对管理方面，针对每版《新华字典》的修订，商务印书馆都会成立专门的校对组，挑选有经验、业务能力强的校对人员参与。此次也不例外。

  第12版的修订，从2013年开始筹备，于2015年真正开始启动，商务印书馆组织了3名骨干编辑担任责编，15位资深编辑参与审读，30余名校对人员参与校对。

  了解出版流程的人都知道，正常的情况下，书稿经过“三审三校”后，便可进入印制环节。商务印书馆的工具书，尤其是《新华字典》等重点工具书，编校流程远非一般图书的“三审三校”可比。

  “比照《新华字典》第12版的原稿我们就校对了15次，页码核查了7次，蓝样校对了18份。”朱丹说，在校对《新华字典》第12版时，他们合理统筹，校样分成多份，30多位校对人员，校对和专项检查齐头并进，这样既保证了校对质量，又保证了图书出版效率。

  “这些新增的修订内容，是我们应该重点校对的。”在朱丹看来，《新华字典》有着权威的作者和专业的编辑，原稿上大多不会出现知识性差错和错别字。所以相较于一般图书的校对，《新华字典》的校对要重点注意体例和格式的正确统一。“辞书有别于普通图书的一大特征就是有严谨规范的体例做支撑。体例格式校对是辞书校对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于细节处彰显品质的地方。”朱丹进一步解释道。

  除了着重关注体例格式问题，朱丹及团队也总结了一些辞书校对规律。“语文类辞书对语言文字规范要求比较高，所以在校对时，校对人员要进行通体校对和重点校对。”朱丹向记者解释道，“在通体校对时，我们会更加关注字头的字形、拼音的字体字号和转行、符号是否错排、序号是否有误，以及背题等问题。在重点校对环节，我们会着重关注字典中新增的内容，全面观照字头、字序、注音、释义以及例句等。”

  “《新华字典》的修订是与时俱进的。在校对过程中还要着重关注国名的变更、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各机构名称的变化等。”朱丹说。

  校对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校对质量的优劣是保证图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做一名合格的校对人员，应具备扎实的语言文字基本功、广博的知识、长期的经验积累，练就查错纠错的本领。对此，朱丹表示认同，同时她也表示，对于《新华字典》的校对人员会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在所有参与者的指导思想中，哪怕是一个标点、一个符号、一个字体的变化，都容不得半点的差错和疏忽。”

  其实，商务印书馆平时便很注重对校对人员的培养。在这方面，朱丹介绍说：“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增强校对人员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思想上格外的重视，堵住思想上的漏洞。

  二是通过专家培训或者邀请有经验的校对人员来授课，提升校对人员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使他们熟练掌握有关规定法律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

  四是注重引导校对人员发现易错规律，掌握正确的校对方法。比如遇到重点项目的出版时，我们会邀请编辑或者有经验的校对给校对组人员讲解，指出该书中容易出错的地方，让大家注意。”

  “作为辞书出版的王国，在日常的培养模式下，商务印书馆已经建立起了系统规范的校对工作流程，拥有一支经验比较丰富的校对队伍，这都为《新华字典》第12版的高质量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朱丹说道。

  出版物质量是一家出版社最硬核的底气。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发展中始终将图书质量视为出版社的生命线，多年来，北大社承担了包括《全宋诗》《儒藏》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古籍整理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编辑出版，这些广受好评的重量级图书，也正是北大社高质量发展最有力的证明。

  质量的保障，缘于制度落在了实处。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刘乐坚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坚持将“三审三校”制度执行到位，是北大社保障图书质量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完善流程，制度先行。刘乐坚说，“三审、三校、一通读、一调审、一质检”制度就是北大社建立的一套全流程图书质量管理体系，目前已经在社内运行多年，并且还在结合实际运行中碰到的新问题不断修正和完善。

  此外，北大社还制定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关于三审和校对工作的规定》，将各项要求落实到每个从事编辑校对工作的人员身上。刘乐坚说，“三审三校”每一个环节除了本身的要求，还负有对前一个环节工作质量做评估的责任。节节相连，环环相扣，层层把关，只为将“三审三校”真正落实到位。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典籍与文化图书事业部主任马辛民心中，“三审三校”就是出版社编辑工作最核心的业务内容。“出版前的稿件内容千差万别，质量也参差不齐，严格的‘三审三校’工作就像试金石和琢玉器，能够打磨粗粝的沙面，切割无用的赘疣，修整内外的瑕疵，让书稿的价值真正得到体现，内容的光彩更彰显。”从马辛民的话语中，记者也能够真切感受到“三审三校”这项工作在他心中的分量。

  马辛民所在的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要承担古籍整理与研究、民间传统文化类图书的编辑出版任务，该部门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古籍整理项目。“因为古籍文献整理和编校的难度大，国家重点项目对于质量的要求高，所以我们对于‘三审三校’的要求更为严格，对于流程的设定更为细致，以《儒藏》为例，《儒藏》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地系统整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一项文化工程，列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重大工程出版规划，同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立项资助。”

  马辛民介绍，《儒藏》稿件从确定校点者开始到最后出版，有约30道编、审、校、检环节，不同的环节还特别制定了条例和规定，明确要求和责任。“经过严密的编校体系打磨，无论稿件的初始质量如何，最后稿件的质量都能优者更优，达到图书出版高质量发展要求。”

  对像北大社这样的综合性出版社而言，选题的类别非常多，既有学术著作、大众读物、教材教辅以及工具书等，还涉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领域的选题。刘乐坚表示：“面对不同的稿件，三审环节要把好关，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专业性。懂专业才能尽到责任，编辑部门和编辑都要经得起市场的诱惑，不要做不属于自身个人专业领域的图书。在严格三审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还会加强图书的印前质量抽检，存在质量上的问题的，要退改甚至重新进行编辑加工。”

  刘乐坚特别强调，在北大社有这样一条规定，对重点、敏感图书，在三审的基础上会再增加一次审读，会由总编辑或总编辑委托其他社领导把关，确保导向的正确。

  校对工作是保证图书质量重要的一环。北京大学出版社校对室主任季春莲向记者介绍：“这项工作第一要务就是认真再认真，仔细再仔细，将‘根’扎紧，才能枝繁叶茂。”季春莲还记得入职之初参与校对的第一套书就是《全宋诗》，为了将其中的繁体字编校准确，季春莲将字典都翻烂了。

  制度是落实三校的一个方面，但是人才专业技能提升，才是将工作精进的“核心动能”。“多读书，慢慢地增加专业技能学习，是校对人才做好工作的关键。”季春莲说。

  北大社也十分注重培养编校人员的技能，马辛民介绍，新编辑入职一定会接受社里的培训和新闻出版署要求的在岗培训。每一年，北大社编辑部还会根据专业划分，参与行业举行的专业培训。比如，典籍部所有编辑都参加过古籍办举行的古籍编辑培训，部分编辑参加过两期以上的培训班，这些培训对于编辑业务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编辑的培养，最好的办法是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结合编审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学习进步。编辑部也通过种种方式帮助和督促编辑不断学习专业相关知识，逐步的提升业务水平。由于古籍编辑成才过程长，成才难度大，典籍部会尤其注重编辑的持续学习，创造条件扶持编辑成长。我们部门有《典籍编校通讯》，里面所收文章都是编辑自己的编辑心得以及部门的各种条例和解释，专业问题的探讨，还会定期举办业务研讨交流会，请相关专家举办讲座等等。”马辛民介绍。

  刘乐坚表示，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目前用智能审校软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提高了编辑、校对工作的效率，但软件只是做好三校环节的一种辅助手段，特别是“校是非”的工作，不可能完全用软件代替人工校对，因此，决不能忽视编校人员的作用，加强编校人员的培训，对于落实好“三审三校”制度，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