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浜》的草包司令 原型竟是杀人魔王 万里潜逃 栽在公安手里
时间: 2023-08-31 05:35:46 | 作者: 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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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岁月的洗礼，早已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纵使不懂京剧的人，基本上也能哼哼几句。
作为一部脱胎于真实历史事件的艺术作品，沙家浜里出现的人物，基本都有其历史原型。
根据研究者考证，伤病员的队长郭建光身上，集中了当时的太仓县长郭曦晨、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和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夏光的事迹；而美丽聪慧的阿庆嫂，原型则是沙家浜东来茶馆的地下工作者胡广兴夫妇。
正面人物有原型，反面人物也不例外——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草包司令”胡传魁，他的现实原型，就是曾在阳澄湖一带盘踞了12年之久的胡肇汉。
然而，真实的胡肇汉，却与《沙家浜》中那个大腹便便、一脑袋浆糊的胡传魁大相径庭。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胡肇汉个头不高、身材清瘦，喜怒不形于色，还喜欢练习书法......从外形条件来看，他倒是更像“刁德一”。
然而，就是这一个貌似文弱书生的胡肇汉，却曾经在阳澄湖一带制造了累累血案，是个彻头彻尾的杀人魔王。
1906年，郭肇汉出生在湖南岳阳，打小便颇为聪明伶俐，读书习字，一点就通。
但郭肇汉的聪明劲儿，却没用在正道上——在少年时期，他便整日出入于青楼赌坊当中，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弄得家人颇为头痛。
从岳阳警官训练班毕业后，郭肇汉的家人再也忍受不了他整日胡闹，把他赶出了家门。
虽然被赶出了家门，胡肇汉却不怎么放在心上：生逢乱世，大丈夫当乘时而起，窝在小小的岳阳，有什么出息？
上海一带水网密布，又有优良港口，向来是各路匪贼、私贩云集的地方。水警要在这里维持秩序，其中当然也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
若是普通人，初到这种环境里，免不了要碰个头破血流，但对从小在街头厮混的胡肇汉而言，这里就仿佛自家后院，简直别太熟悉。
在水警队里，胡肇汉春风得意，还不到30岁，就当上了青浦县（今上海青浦区）水上巡逻队队长。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胡肇汉说不定能在上海警界混出一番名堂，一旦逮着机会，成为“黄金荣二代”，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1937年8月13日，国军向日军虹口基地发起了进攻，在之后的3个月时间里，双方调兵遣将，“淞沪会战”打得惊天地、泣鬼神。
在这场会战中，国军将士在战斗中的表现不可谓不英勇，但在蒋介石层出不穷的昏招下，国军最后还是一败涂地，上海彻底宣告沦陷。
仗着熟悉地形，胡肇汉在河汊子里东躲西藏，竟然顺利地跑出了战场，一直跑到了太湖岸边。
在太湖一带流窜了几个月后，胡肇汉打听到，附近有个名叫程万军的保安团长，正在招兵买马，颇有些声势。
当时，国民政府所建立的保安团，名义上虽然也算是军人，但在大多数地方，这些人对付老百姓的劲头，要比打日寇强得多，要说他们是土匪，似乎更加恰当。
不出意料，在这种环境里，胡肇汉依然很吃得开——没过多长时间，程万军就把胡肇汉当成了心腹，让他到手下的6支队里当了队副。
程万军吃香喝辣、耀武扬威的做派，让胡肇汉明白了一个道理：如今这个世道，有人有枪，就是草头王！既然如此，你姓程的能做，我胡肇汉就做不得？
于是，到了6支队后，胡肇汉一面上表现的非常勇敢，带队打下了几个受日军控制的警察所，夺了一批物资；一面在私下里拉帮结伙，很快培植起了一批自己的死党，开始悄悄筹划自立门户的事情。
1938年夏天，程万军收到了一条消息：在阳澄湖一带有个叫做陈维芝（又名陈味之）的人，拉起了一支小小的游击队，由于力量太过薄弱，有心想要投靠程万军。
程万军正打算扩大地盘，自然是双手欢迎——他当即任命陈维芝为6支队参谋长，并让胡肇汉带领部分骨干，去帮助陈维芝扩大队伍。
要说这胡肇汉，在招兵买马上还真是颇有天赋：来到阳澄湖后不久，他不仅把这支小队伍扩充到了200余人，还攒下了100多条长枪、10余挺机枪的家底。
看着这支队伍，胡肇汉认为时机已到，他把自己的心腹召集起来，商量出了一个鸠占鹊巢的主意——
1938年10月，在一次行军途中，胡肇汉突然大喊一声：“参谋长是汉奸！要抗日的就跟我来！”
说完，不等陈维芝反应过来，胡肇汉便拔出枪来，“当当”两枪，就把陈维芝当场打死。
枪声一响，胡肇汉的亲信们也纷纷跳了出来，用枪逼住其他士兵，嘴里嚷嚷着：“都老实点！”“要抗日的就跟我们走！”“乱动的，小心枪子不长眼！”
队伍中的其他士兵虽然不明真相，但黑洞洞的枪口他们还是认得的，没费什么工夫，这支200多人的队伍就姓了胡。
胡肇汉很清楚，靠武力吓唬，只能撑得住一时，要想把这伙人拴在自己身边，非得有真金白银不可。
于是，在控制住队伍后，胡肇汉马上打出了“民众自卫队”的旗号，自封司令，并把队伍拉到了阳澄湖畔的相城镇（今苏州市相城区）。
一进镇子，胡肇汉找到了镇上最大的饭馆，大马金刀地往中间一坐，吩咐手下：“去把镇里有头有脸的人都给我请来，本司令要请客！”
等到这些乡绅富户战战兢兢地走进饭馆时，饭馆周围已经被胡肇汉的部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唬得这些人一个个两腿发软，不知道从哪里杀出这么个阎王来。
见“客人”到得差不多了，胡肇汉满脸笑容地站了起来：“兄弟便是胡肇汉，如今是民众救国军的司令。兄弟的队伍既然来了相城，就不会走，必与日寇血战到底！”
说完，胡肇汉脚跟一磕，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颇有些慷慨英烈之气，引得众人纷纷鼓掌。
谁也没想到，胡肇汉接下来话锋一转：“不过呢，抗击日寇，非一朝一夕之事，兄弟在此驻扎期间，希望各位贤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总而言之，不能当汉奸！”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些乡绅们心里如同明镜一般——要是不出钱，这个“汉奸”的帽子，恐怕是要戴定了。
不过在此之前，胡肇汉的确和日伪、土匪打过几仗，在阳澄湖一带颇有些名气，因此，这些乡绅们纷纷认捐，使胡肇汉的腰包登时鼓了起来。
有了钱粮支持，胡肇汉的胆气壮了不少，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相城一带招募兵力、购买武器，把自己的队伍扩大了好几倍，“胡司令”的名头，也愈发响亮起来。
胡肇汉的实力虽然增强了不少，但他还是经常坐立不安：自己拉走了程万军的队伍，这梁子算是结下了，要是人家打上门来，自己这几百人枪，还真不一定是对手。
自从新四军成立后，国民政府对这支活动在江南富庶之地的队伍，就一直提防限制、处处设限。
当时，国民政府规定，以丹阳县为界，丹阳以西是新四军的游击区，丹阳以东的广大乡村，则是“忠义救国军”的地盘。
从地图上能够准确的看出，丹阳以西，不仅到处都是山区，部队补充兵员物资都十分艰难，而且这一地区毗邻南京，日伪军的力量非常强大。
把新四军框在这一地区，不仅仅可以制约其发展，还能够将新四军当做抵挡南京日伪军的第一道防线......这“以邻为壑”的算盘，打得倒是啪啪响。
为了打破的如意算盘，1939年2月，毛主席给项英、陈毅下达了指示：到苏南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按照这一指示，1939年5月1日，新四军第六团悄悄离开了茅山根据地，开始向东进发。
为了不给找麻烦的借口，第六团与苏南地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进行了合并，并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在苏南一带活动，简称“江抗”。
合并之初，整个“江抗”只有1000多人的兵力，为了更好地与日伪军作战，就必须逐步扩大力量。
正因如此，1939年7月，叶飞亲自登门拜访了胡肇汉，向他表明了希望共同携手、抗日救国的愿望。
胡肇汉对的主张虽然毫不感冒，但他非常明白，靠上了这颗大树，程万军对他就再也没有威胁了。
因此，胡肇汉很痛快地同意了叶飞的建议，他的部队摇身一变，成为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胡肇汉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支队司令员。
在之后的2个多月内，经过叶飞等人的耐心说服，又有更多的小股抗日武装加入了“江抗”的队伍，到1939年秋天，“江抗”已发展到了5000余人，成为了苏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所谓“树大招风”，“江抗”力量的壮大，还是引起了的注意，命令一道接着一道，要求“江抗”立刻离开苏南。
虽然这一要求十分无理，但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陈毅还是向叶飞下达了向苏北地区转移的命令——在《沙家浜》的开头，大部队转移的原因正在于此。
一听说要去苏北，胡肇汉可就不乐意了。在他看来，阳澄湖就是他的老巢，一旦离开这一亩三分地，那还不得完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于是，在部队转移过程中，胡肇汉又搞起了小动作——他悄悄地把自己的亲信派了出去，到处煽风点火，打算把队伍拉出去单干。
然而，经过这几个月的亲身体验，胡肇汉手下的这些苏南农家子弟们，早已经看清了谁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任凭胡肇汉的亲信们口沫横飞、封官许愿，还是没说动几个人。
无奈之下，胡肇汉只得借口身体有病、要留下养伤，带着自己的一小批铁杆亲信，又跑回了阳澄湖。
虽然一夜之间，胡肇汉又回到了“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状态，但他毫不担心——不就是人嘛，随便招！
于是乎，不管地痞流氓、或是青皮无赖，只要是“全须全尾”，胡肇汉都照单全收，没过多久，又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
出于对抗日大局的考虑，对于胡肇汉，表示了极大的耐心，不仅没有追究他擅自脱离队伍的责任，当他回到阳澄湖一带后，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夏光——郭建光的原型之一——还多次给他做工作，争取他回到抗日的队伍当中来。
然而，面对我党的争取，胡肇汉只是假意应付，在他看来，“江抗”一走，这棵“大树”下已经“不好乘凉”了，还得找个新的靠山。
于是，在1940年夏天，胡肇汉公然接受军统旗下的“忠义救国军”改编，彻底倒向了一边。
虽然打起了“忠义救国军”的旗号，但胡肇汉的行径，与“忠义”压根靠不上边——在接受改变后，胡肇汉又开始与日伪勾勾搭搭，与驻扎在苏州一带的汪伪第10师沆瀣一气。
然而，不管胡肇汉到底投奔了谁，他与人民作对的立场却是已经确定了的，在那些年里，阳澄湖一带甚至流传起了这样的口头禅：“不怕胡肇汉跳，就怕胡肇汉笑”，只要他一笑，就非得见血不可——
1944年4月17日，胡肇汉的手下发现，在阳澄湖中，有一批从无锡来的渔民，为维持生计，正在偷偷的贩运大米。
面对渔民的哀告，胡肇汉丝毫不为所动，他阴恻恻地笑道：“你们哪来这么多大米？这分明是抢来的！你们这伙水匪，本司令要为民除害！”
说完，胡肇汉命人挖了数个深坑，一通枪托刺刀，将这33名男女渔民全部杀害，埋进了坑里......
根据不完全统计，在盘踞阳澄湖的12个年头里，胡肇汉及其手下，先后残酷杀害我党军政人员53人，无辜群众156人，给在苏州、青浦一带的地下组织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靠着这份血淋淋的“功劳簿”，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肇汉当上了吴县阳澄区区长，还兼任苏、昆、虞三县联防清剿办事处主任，成了阳澄湖一带的“土霸王”。
嚣张过了头，祸事就来了——1949年4月，的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将国军打得丢盔弃甲、节节败退。
眼见自己的“铁杆庄稼”不保，胡肇汉心知不妙，从阳澄湖一路南逃，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香港，转了一大圈，跑了上万里路，才在舟山找到了自己的上司、曾任江苏省主席的丁治磐。
见到丁治磐后，胡肇汉本想谋一份差事，可丁治磐交给他的任务，却让他心惊肉跳——马上回到阳澄湖一带潜伏，见机行事！
虽然胡肇汉早就吓破了胆，但在丁治磐的一再催促下，胡肇汉还是偷偷潜回了上海，打算等到风头过去后，再溜回阳澄湖潜伏。
阳澄湖全面解放之后，在这里犯下了累累罪行的胡肇汉就成了公安机关重点追查的对象。
1950年初，吴县县委给相城公安分局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找到胡肇汉的下落！”
当时的相城公安分局刚刚重建，虽然拉起了架子，但加上局长政委，总共也只有7、8个人。靠着这点人手，要寻找不见踪影的胡肇汉，简直如同大海捞针。
然而，为了替牺牲的同志与枉死的百姓讨回公道，这些公安干警们，硬是靠着双脚，把阳澄湖一带整个筛了一遍。
经过侦查，相城公安分局获得了一条宝贵的线索：胡肇汉在上海有一个同乡，姓王，是个布店老板，他从阳澄湖逃跑时，就曾在这个布店里住了很长时间。
得到这一消息后，相城公安分局派出了几名精干的侦查员，连夜赶赴上海，找到了这个布店老板。
经过公安人员的耐心劝说，布店老板终于交代了胡肇汉的去向，并透露在此前不久，胡肇汉曾托人捎来口信，说他现在是“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混上了少将军衔，要布店老板今后跟着他干。
根据这一情况，侦查员们判断，如果胡肇汉要潜回上海，一定还会与这个布店老板联系，于是，他们一边在上海留下来监控，一边向苏州公安局紧急做了汇报。
这一消息引起了苏州公安局的格外的重视，马上组织人员赶赴上海蹲守，务求将胡肇汉捉拿归案。
侦查人员到达上海的第4天，布店老板神色慌张地找上门来：“胡肇汉派人来了，说后天就到上海，我是拿进货当理由，才跑出来报信的！”
见布店老板吓得六神无主，侦查人员一边鼓励他，一边重新调整了监控方案，在布店周围安排了更多的暗哨，这才稳住了布店老板。
两天后，这个布店的生意突然好了起来——有好几拨陌生面孔走进了这个布店，却没有出来。
果然，当天晚上，布店老板的妻子便跑来报信：“胡肇汉已经来了，还带了好几个人，就在我家楼上！”
第二天凌晨，在黑夜的掩护下，7名侦查员悄悄地摸上了布店二楼，猛地冲进房内，将这伙毫无准备的特务全部抓了个现行。
这伙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把目光落在了一个戴着毡帽、遮住了半边面孔的人身上。
见掩饰不过去，胡肇汉只得慢慢地站了起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丁治磐给他的那张委任状，就藏在他的帽子里。
1950年11月28日，苏州召开了公审胡肇汉的群众大会，审判长当场宣布：胡肇汉罪大恶极，证据确凿，判处胡肇汉死刑，立即执行！
听了这一句话，曾经威风八面的胡肇汉当即瘫倒在地，仿佛变成了一滩烂泥......
从个人能力上来说，胡肇汉算的上出类拔萃，然而，在人生的岔路口上，胡肇汉一次又一次地选错了方向，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落得个受人唾弃的下场。